梁漱溟其人其事
发布日期：2025-04-14 23:54 点击次数：56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怀仁堂发生的梁漱溟顶撞毛主席的一幕，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全部在场，目睹耳聆。回想起来，历历在目。梁老先生站在台前，不时扭转身回过头来，发问或提问。全场静寂，不时发出呵斥的喊声。
1953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总路线的报告，征求意见。在大会和小会上，梁漱溟都发了言，提出一些关于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9月11日，他在发言中说：“工农生活悬殊，有九天九地之差，并且还不许农民进城；革命是在农村，但进了城都忘了农民。”他的发言，当时被认为是攻击总路线的言论。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7次扩大会议，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包括梁漱溟，应邀列席。在这次会上，他就农民问题又作了两次发言。主要还是说，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民，“遗弃”了农民。现在“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
梁漱溟的发言，理所当然受到严厉的批判，被斥责是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更为严重地说他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集中的思想体系的代表，以隐蔽的形式反对我们”。这次会上，还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认为他是“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
由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扩大会议）的会期只有三天，梁漱溟又是政协的列席人员，所以接下去批判梁漱溟的任务就交到全国政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后，梁漱溟曾多次上书毛主席，为自己辩解。第一次是10月4日，表示“于自己错误渐有觉悟”。第二次是11月13日，附送两篇文章，并声明，是为了“补明我未得倾吐之衷曲”。所附文章，其一是新作《我所要建议的是什么》，其二是旧作《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第三次是11 月23日，质问“我都有哪许多错误”？原文是：“自从9月18日政府会议上以我的问题交付政协全委会处理以来，已过了两个月，尚未知如何处理，我推想应当作公开检讨，我请求领导上给我一些帮助……我都有哪许多错误，必须在思想上加以明确。待明确后再行公开检讨……这样亦许好些。”
“志士仁人”，舍我其谁？
梁漱溟去世后，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这么一段：“梁漱溟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与同时代的志士一样，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追求探索。他曾赞成君主立宪，后又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曾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这是符合实际的，他的思想当然有他的家庭和时代的烙印。在追求探索中前进，也是很自然的。
梁漱溟出身于封建家庭，祖父、父亲都是前清官员。清亡以后，其父梁巨川自沉于积水潭，其遗书称“殉清即殉道”。梁漱溟曾自称，幼时不肖，不能理解他父亲的精神，直到其父死后，才“醒悟”过来。
在其成名作之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主张中国必须推行儒家思想才能有出路。1917年10月，他受聘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其实，梁漱溟的主张，是和五四运动发展着的革命思想背道而驰的。他维护孔子，不同意彻底否定孔子。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假如西洋可以称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1929年，他在河南《村治月刊》上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主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如不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努力的大道，青年都要走上死路”。1931年，他从河南到山东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倡导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先生想从乡村建设入手，寻求一条中国建设之路，他的这些努力，虽然因抗战爆发而结束，但最终归于失败则是必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感悟到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然不可能实现他的夙愿。他坚持己见，不随大流，这也许是在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他受到人们尊敬和推崇的主要原因，也是顶撞事件的重要根源。
为团结抗日而努力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召开了国民参政会，吸收主张抗日的一些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梁漱溟即其中一员，共商国是。1938年初，梁漱溟访问延安。
1939年10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又转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局势危急。在这种形势下，参政员中一些抗日党派和梁漱溟等爱国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坚持民主，团结抗日。1939年11月，梁漱溟等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和黄炎培、章伯钧等被选为常务干事，黄任主席。“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人数虽然不多，但它促进了在组织上实现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1940年10月，国民党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镇压。摧残民主，消灭异己，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拘留马寅初，封闭邹韬奋在各地开设的生活书店。12月，又无理取消陶行知、胡景伊等一些主张抗日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员资格。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主张抗日的各党派更深感有必要进一步联合起来以对抗国民党的迫害，开展民主运动，团结抗日。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成立，出席的共13人，梁漱溟即其中之一，他是代表三党三派中的乡村建设派，被选为这个三党三派政治联盟的中央执行委员。这一期间，梁漱溟积极支持中共参政员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坚持民主团结抗日而斗争。
梁漱溟与同盟的其他领导人都认识到：“只有不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才能讲我们要讲的话。”同盟总部委派他去香港办报，1941年5月他只身赴香港，在中共驻香港办事处的热情支持下，“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于9月18日在香港创刊了，梁漱溟任社长。这时“民主政团同盟”虽然已经成立，但还没有公开。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向国内外宣告这一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并公开其政治纲领。但好景不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燃及香港，《光明报》发行仅三个月，即被迫停刊。梁漱溟也不得不离港出走。
抗战胜利后从积极奔走和谈到坚持走中间道路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梁漱溟是民盟的九名代表之一。在1月15日的大会上，他代表民主同盟对提案作说明，主张两大原则：（一）全国军队脱离党派属于国家，现役军人脱离党籍，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二）大量裁减常备兵额，普及国民军训等。“军队属于国家，全国军队应按照整编计划，切实缩编”。
政协会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毛主席在接见他时，当面说他是中间偏左，应是政治上对他的肯定。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8月3日，他和周新民受民盟总部委派，赴昆明调查。9月30日，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用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的罪行。
1946年圣诞节，北大学生发动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后，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民盟等民主党派也积极参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3月7日，国民党强令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人员全部撤退，民盟总部迁入南京梅园新村中共办事处。民盟坚持在国统区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引起国民党的极大恐慌和仇恨。10月27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自动解散。梁漱溟先是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不久发表了《希望民盟总部根据政府意见而宣告民盟解散》的声明，退出民盟、退出和谈，继而又表示对政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不参加任何党派。
旧政协会议后，“他估计要组织联合政府，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可能要上轨道”。（许水涛：《梁漱溟之子梁培宽访谈录》，见《口述历史》第4辑）国民党发动内战后，他和许多人一样，就是在政治上建立联合政府的想法似乎破碎了，但对国民党还是抱有幻想。“在国共最后和谈中，民盟及第三方面在他的主持下，曾经提出一个有利于国民党的方案，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访谈录》）在1953年的顶撞事件中，周总理谈及梁漱溟在和谈中的表现后，毛主席接着说：“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梁漱溟对“联合政府”的梦想已成泡影，但他对国民党确也存有幻想，他想的是中间路线。自称，“四十余年就在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中沉思，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在这一时期内，他发表过一些谈话和文章，在解放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的时刻，他发表谈话：“民盟不赞成政党用武力。”1948年10月28日，他在南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调解方案”：要求中国共产党让出部分解放区，同意召开国大。周恩来当场曾激怒地指出：你这个“方案”，使我们认识梁先生，你是一个伪君子，骗了我们。
1949年2月，北平已经和平解放，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尚未召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在即，蒋介石在解放军大举渡江以前，为了苟延残喘，获得休息整补的机会，曾放出和平空气。他也趁此机会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数篇袒护国民党的文章：《敬告中国共产党》、《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等。对中国共产党他明确表示，“我就要求作一诤友”，“你们要一面倒，那为什么没有第三条路线呢？你们要专政，我想民主自由总是好些”。“革命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不赞成。如再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国之可能。……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敬告中国共产党》）。他认为：中共提出惩办战犯是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亦没有意味，……我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国民党人全体下野，闭门思过；共产党人停兵休战‘同深歉疚’。”由第三方面“公推五个或七个信誉素著之‘公正人士’调查审判”。“勇于服善，耻于用暴”（《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难道这不是迂儒之见吗？他没有被邀请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理所当然的。
1950年1月，应毛主席、周总理之邀，他从四川来到北京，并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是以一种期待的心态面对新政权，像所有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访谈录》）但他一方面承认“今天这个统一稳定的端绪，当然要承认是中国共产党之功”。（同上）另一方面说：“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乃自去年到北平后，依然没有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1年11月在第一届政协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依然没有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公开场合发表这样的意见，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绝无仅有的。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讲真话是不容易的，人尽皆知，说真话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梁漱溟即其中之一。他在政协会上的发言以及1949年3月以前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一些迂儒之见，得到台湾和香港报刊的喝彩：“希望在你身上，希望你一不做二不休，同共产党干到底，恢复真理的神圣和读书人的尊严。”（1952年4月4日《香港时报》“董时进函勉梁漱溟”）、“这是在黑暗中真是万丈光芒，振聩霹雳”（胡秋原）。但他们也预感到“梁漱溟被放进冰箱”。
1953年的顶撞，梁漱溟被打入另类，“放进冰箱”。但他还是幸运的，因为“把他的事移交给政协去做”，“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毛选》第五卷112页）在政治的高压下，像马寅初、陈寅恪等当时已是老年知识分子，仍能“独立思考，坚持己见”，或宁可“闭口休谈作哑羊”也不愿加入“文章唯是颂陶唐”的“和声”（陈寅恪诗，句中有“主人端要和声多”）中去。
这些能讲真话的知识分子，其品质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愈前进愈受到人们的尊敬。当然，人们尊敬他们，是尊重他们的政治风骨，并不一定赞同他们的政治主张。例如，梁漱溟的儒家思想，他的迂论，实在也很可笑，他的许多观点从根本上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
梁漱溟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中国照搬西方思想是不行的。他认为，“未构成阶级，自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假如西洋可以称为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是职业分途的社会”。
1950年5月1日，他写信给周总理，说：“不要把人人都变得一模一样，留着几个不同色调的人来拥护政府，不是更让人知道人民政府值得大家拥护吗？”新中国成立后，他在西南参观土改，认为“中国的阶级不明显，土改是为了教育”、“土地改革太凶，应该实行儒家道理迂缓些才好”。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他也是有意见的，他说：“国家刚刚稳定，一切建设刚刚起步，这种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应慎重为好。”（《访谈录》）
1953年，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顶撞毛主席，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但除了他的“诤友”本性使他不肯示弱外，恐怕还有一定的历史情结，那就是“北大”。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在北大，“我同杨怀中互有往还，我到他家去，总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来开门，这个人就是毛润之。当时我没有同他说话交谈……”在等级森严的民俗还存在的民初社会，梁教授竟是视若无物，登堂入室，连个招呼也不打。在梁漱溟眼里，则坐在主席台上的，也许还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这个“北大情结”，也许也是这次顶撞事件的内在缘由吧。
在政协学习委员会直属组，他是一个另类的成员，每会必到，组内虽多老朋友，从未见他与别人打招呼，只是默默地端坐着，倾听其他委员的那些或真或假的“批判”，有时他也在最后讲点自己的意见，他对“批判”并不在意，他的发言也不是作“检讨”，从不作违心的发言。还是他那“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确也赢得一些同组委员的赞许和支持，何况他的不少意见在当时还是言人所不敢言，也很动听。
1972年至1974年，他对批林整风、批林批孔问题作了多次发言，他说：“九届二中全会有两个问题，一是‘天才’，‘天才’也不能完全否认，说问题在此，我不明白；二是国家主席，难道就不能设吗？讨论宪法草案时，我是主张设国家主席的，我不承认设国家主席就是错误，就成了问题。”“林彪罪恶暴露以后，就把他过去的错误都拿出来批判，说他从来就坏，这是把事情绝对化，绝对化是不符合辩证法的”。“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林彪的路线是什么？不但我看不见，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他们传达说，批林必须批孔，而我却刚好是批林而不批孔。我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我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
在“十年浩劫”的高压气氛下，梁在政协学习组上的发言，代表了老年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是十分难得的。他的每次发言，都是顶风而上，反对“批林批孔”，当然也必然触犯最高领袖的“革命路线”了。幸好，也许是他的“活的教材”这顶帽子保护了他，使他免遭横祸。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承认他是亦狂亦狷”。（《访谈录》）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把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胡绳八十自寿，有“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之慨。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都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中间失去自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梁漱溟则不然，他坚持“自我”，虽然没有被关在牢里，实际上他是被关在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狱或“冰箱”里。
他孤独一人，老朋友们也大都不来往了，但他还是在写，还是“作声”，还是在会上发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漱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50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与反省》和《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梁漱溟曾说他的一生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访谈录》）“我认为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费孝通谈梁漱溟）
“钧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这是1988年6月，梁老仙逝后冯友兰送的挽联。